一直都有学者认为现在中国企业苛捐杂税太重。涉及的其实是两个问题，一个是税，一个是费。“税”包括营业税、消费税、印花税、关税、城建税、教育费附加、增值税、土地增值税，房产税、车船税、企业所得税等，企业三呼万“税”，是有道理的。另外，就是“费”，涉及科目之广，不胜枚举，根本上讲就是政府或者垄断机构想方设法向企业寻租的费用。我们今天只看“税”，不看“费”。

由于税种太多，而且有些税种自1994年分税制改革之后没有实质性的改变，为了简化问题，我们着重谈谈企业所得税率的变化。企业所得税率在2008年前是33%，之后下调到25%。但这是名义的所得税率，真实在操作的过程中，各地政府会有免征、减半或退税等税率优惠政策。所以中国企业平均所得税率是低于名义税率的。

中国现在基本处于滞胀阶段，就是通货膨胀和经济增速缓慢并存。虽然政府一直不同意这种说法，还号称2011年GDP增速高达9.2%，CPI只有5.41%；但是通过中国能源消耗增速的情况可以基本判断出2011年GDP增速只有6%左右，CPI就不用说了，傻子都知道2011年物价涨得不止5.41%。滞胀阶段的困境就是如果宽松信贷或者增加政府投资就会使GDP增加，但同时造成更严重的通胀；如果收紧银根或者减少政府投资就会使得通胀得到缓解，但是经济衰退的更厉害。既要刺激经济，又要控制通胀，最好的办法就是减税，增加社会总供给，使得产出水平上升，匹配目前的M2存量。

回到正题，中国这么多年实际企业所得税税负究竟有多高呢？企业所得税该降多少才能对经济有明显的刺激呢？这个论题太大了。我们先回顾一下实际税率的变化。主要考察目标是A股上市公司，但是排除了ST股票，因为ST股票盈利较差且不稳定，按照税务会计计算的所得税费用和当年的利润情况有较明显的不匹配情况。考察的时间段是分税制改革之后，也就是1995年开始。选择的所得税费率指标是上市公司所得税率的中位数。选择中位数而不是平均数，是因为平均数受极端值影响明显，而中位数能避开极端值的影响，具有较强的统计意义。另外，我们没有用A股“企业所得税费用之和”除以“利润总额之和”来计算所得税率，是因为中国各行业利润差别很大，比如目前银行业利润占了大头，这样算的结果就会高度贴近银行业的税率，有失偏颇。综合考虑，中位数是相对最有效的指标。

我们列举了1995年-2011年三季度的所得税率（中位数），很容看出大部分情况下实际所得税率在15~17%附近。2002年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实际所得税率从2001年的16%，上升到21%，因为我国在2002年对税收优惠政策采取了较大范围和较强力度的清理整顿。整顿的效果是明显的，2002-2004三年时间中国企业所得税率明显偏高。2005-2008年中国进入了事实上的减税周期，与之巧合的是中国经济在这一时间段中国GDP基本保持了两位数的增长。也许这只是一个巧合，因为在2005-2008年期间中国信贷规模增速也处于较高的水平，资产估值上升，抵押贷款所能获得的信贷规模上升，反过来进一步刺激了资产价格上涨，形成了索罗斯说的反身性效果，最后信贷被显著放大，对GDP产生了较大的刺激。所以2005-2008年期间经济的快速发展不能简单归因于“减税”，还有信贷宽松发挥了重要作用。

前面提到，中国目前是急需要减税的，但2011年三季报显示，中国上市公司实际企业所得税率略有上升的趋势，即政府做了不该做的事情。2005-2008年减税和信贷宽松两项政策使得总供给和总需求同时增加，两种政策对GDP都是正向冲击。但是目前政府有意控制通胀，信贷紧缩，对控制物价是好事，但对GDP是负面冲击。在这种情况下更应该减税，对GDP产生正面冲击，以对冲掉信贷紧缩带来的负面冲击，所以当前减税的意义更为重要。谢国忠不止一次的公开呼吁要立即减税1万亿，我们非常赞同他的观念，他提到的减税，不只是降低企业所得税，还包括别的税种，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参见他在《新世纪》上发表的题为《立即减税1万亿》的文章。

去年末中国实行新一轮的税改，说是要减税，也许是中央政府已经意识到减税的重要性，或者说已经意识到“涸泽而渔”的危害了。希望政府能说到做到，毕竟说什么并不重要，做什么才最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