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帝国的财政密码》作者是郭建龙，原本是一个财经记者，后来通读中国古代政治经济史籍，从政府财政的角度重新解读了一遍中国2000年的帝国历史。很多之前难以捉摸的政治军事事件背后都有很重要的财政因素在主导。

 

本书解答了我多年的一个困惑，就是一个王朝兴起的时候，为什么总是能休养生息，然后过了几十年之后国家达到盛世，然后就开始走下坡路。到了王朝末期，总是碰上天灾人祸，要么农民起义，要么权臣叛乱，要么外敌入侵，王朝基本上没有还手之力。另外，还有一个疑惑就是到了王朝中期总是会发起一轮变法或者改革，而且改革基本都是以失败告终。本书从财政的角度给了我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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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目录：

皇帝

朝廷

地方政府

百姓

财政收入来源

利益集团

改革

总结

 

官僚体系简介

首先我们要了解一下秦汉以来的王朝官僚体系：

皇帝——朝廷（内阁）——地方政府（衙门）——百姓。

 

皇帝

 

首先说说皇帝，皇帝是封建王朝的老板，也就是控股股东，王朝财政收入一般是分为国家财政和皇室财政，比如在汉代，国家财政由大司农掌握，皇室财政由少府掌握，用于皇家的生活开支。但是随着王朝的更替，这个划分最后基本是消失了，国家财政和皇室财政混在一起了，慢慢的皇室的开支也就没有边界了，往往会挪用国家财政去建私家宫殿园林，最典型的就是清朝末年慈禧太后把北洋水师的军费挪去修颐和园了。皇帝除了修建宫殿园林，还有很大的开支就是内廷日常开支以及对王侯将相的封赏，这个开支一不小心就过头了。

 

朝廷

 

再说说朝廷，朝廷就是中央政府，相当于集团公司总部，中央政府的核心就是内阁，内阁的老大就是宰相。当然，这是正常情况下的设置。不同朝代的设置会有所不同，皇帝有的时候觉得内阁不能很好的领会和执行自己的命令的时候，他就会想着集权，在正常的官僚体系之外设立一些特殊部门，比如**使，**钦差，锦衣卫等，由皇帝亲自调派，甚至还会废掉宰相，重用外戚和太监。久而久之，中央政府的运作就开始混乱了。实际的相权可能落到某某外戚或者太监手里，带来行政效率的低下。地方政府一般来说人员是中央政府委派的，但是地方长官有的时候未必肯定中央的号令。

 

地方政府

 

地方政府分为州和县，后来到了元朝开始，就划分为了三级，变成了省，州和县，省本来是个中央政府的行政单位，但是后来逐步演化为一个地域单位了。地方政府这样一级级管辖下去就存在很多不透明的地方了，甚至地方离中央远了，很多中央政策到了地方就开始走样，变形。

 

在唐朝的时候，由于边境战争以及养兵成本高企，政府快养不活大量招募来的士兵了，于是唐玄宗发明了一个节度使的官职，相当于地方政权外包制度，中央政府不养兵了，节度使自行筹措经费，不需要皇帝操心。如此一来，地方上的兵就成了节度使的私人武装了，时间长了不叛乱才怪呢。与此类似的情况是发生在更早期的东汉末年，州刺史发现朝廷控制力减弱之后，干脆就自立门户了，老刺史死了，直接让儿子接班，然后皇帝发一封诏书承认新刺史的合法性，纯粹就是走个过场。

 

地方政府发现中央的一些命令于己不利的时候，往往会敷衍了事。为了维系中央的控制力，朝廷会不断的派出监察官到地方巡视，但是久而久之，很多外派的带有巡视督查职能的官职比如刺史，巡抚都演化成了当地的常驻官员，反而成了当地的第一把手了。有点类似于勇士杀死了恶龙，自己变成了恶龙。千百年来，朝廷和地方政府的关系就是不断在轮回。

 

百姓

  

古代的百姓是真的挺惨的。即使所谓的康乾盛世，老百姓的日子其实并不好过。相比之下，现在的老百姓已经是过得很幸福了。

 

古代的百姓的生活水平和王朝的土地政策息息相关，绝大部分时候王朝都会实施土地私有，而且允许土地自由流转。这个设定是个死局，因为在王朝初年，百废待兴，政府压缩各项开支，税负较轻，小农经济尚能自足。但是随着官僚集团逐步膨胀，维系官僚体系运转的成本会不断攀升。拒史料记载一个在京的官员留任20年以上的，至少能带着20多个乡亲门生进入官僚体系。

 

如此庞大的官僚集团要养活，财政开支自然是大大增加。另外，王朝难免遇到战事，主要是镇压叛乱和抵御外侵，战争一旦开启，财政开支如同流水。政府不得不找老百姓来要钱，这样老百姓很容易陷入卖地为生的地步。但是卖地是一次性收入，吃完了怎么办？大部分人就会投靠地主家当佃农，土地兼并就这样发生了。地主阶层越来越大，实力越来越强。

 

但是很荒谬的一点是，地主是不用向朝廷纳税的，因为他们是朝廷的左膀右臂 ，他们是很有实力的金主，是朝廷要拉拢的对象，王朝在中央和地方上的统治还要多多仰仗大地主的支持。朝廷要是在他们头上动刀子，可能会引起巨大的反抗。所以，当土地兼并发生之后，政府的财政负担只能转嫁到少数种地农民身上，更加剧了他们的破产。如此恶性循环直至王朝灭亡。

 

一个王朝兴起的时候都会统计户籍和土地，但是当老百姓忍受不了苛捐杂税的时候，就会出现逃户的情况，流民增加很多。最后户籍和土地统计数据就会严重失真。不仅仅是有逃户的情况，在某个朝代还出现了隐婚的情况，只因为朝廷规定了单身汉的税赋要比已婚的低，所以很多人选择隐婚。

 

老百姓的选择都是理性的，他们处于社会的最底层，受到统治阶级的盘剥和压榨，只有到了他们实在是无路可走的时候，才会选择揭竿而起。

 

财政收入的来源

 

朝廷获得财政收入的主要途径是税收。在税收不济的时候会想其他法子敛财。

 

内阁和皇帝一起拟定财税政策。中国过去2000多年来，一直是农业社会，所以土地和人口当然是最重要的生产要素，所以最开始的税种包括农业税和人头税，其中也包括服兵役等潜在义务。

 

汉朝初年农业税率是三十税一，也就是实际税率是3.3%，看起来是很低的农业税。但是到了汉武帝时期，国家要打仗，打仗要粮饷，没有粮食，人马都得饿死，没有饷银，那将士们就是没有工资，打仗不肯卖力。粮饷从哪里来呢？当然是从财政来，但是3.3%的农业税如何经得起常年累月的战争消耗呢？政府要么加税，要么想法子创收，总之都是搜刮民脂民膏。

 

汉武帝及其内阁成员们一起想出了一个不加税又能增收的法子，那就是国有垄断，最典型的做法就是盐铁专卖，这个其实不属于正常税收体系了，但是最终盐铁专卖带来的财政收入甚至超过了正常的税收收入。这个垄断专卖体系到了明朝，从盐铁扩大到了很多品类，包括茶叶，酒等，但凡适合专卖的品种，只要适合朝廷创收的，朝廷都会考虑拿来专卖。

 

垄断专卖这个制度极大打击民间经济，以盐为例，没有垄断专卖之前，盐价是10钱，垄断之后就变成了100钱，然后最高到了300钱。在宋朝的时候，官府联合盐商屯盐，拉高盐价，最终老百姓实在吃不起，老百姓干脆选择不吃盐了，盐价就崩溃了。盐本来是刚需，但是老百姓心中是有承受极限的，不可能无限制上涨。现在看来盐不算真正的刚需，真正的刚需只有空气，水和食物。

 

这里不得不提一下隋朝这个短命的王朝，隋文帝开创了开皇之治，虽然大家觉得可以和贞观之治相媲美，其实不然，开皇之治，仅仅是政府比较有钱，老百姓其实很苦。隋朝开国的时候，隋文帝搞了很精确的土地和人口统计，以及制定了很明确的征税办法，使得官僚体系的征税效率很高。当然，隋文帝并没有穷兵黩武，所以财政一直很宽裕，老百姓也没有造反。但是到了隋炀帝，他以为国家本来就很富有，社会财富取之不尽用之不竭，于是乱花钱，乱打仗，乱征税，老百姓受不了了，最后王朝覆灭。可笑的是，起义军每次攻城打开州府粮仓的时候，粮仓都是满的。隋朝和秦朝很像，二代即亡，而且亡国的时候粮仓还是满的。

 

三国时期的司马懿就做的很好，当曹魏想彻底统计土地和户籍信息的时候，司马懿建议不要查的那么清楚，要给民间一定的缓冲空间，这样才能留住人在土地上耕种。当税收体系过于高效的时候，往往会一不小心就加税加过头，民间没有缓冲的办法。明朝和清朝末年也出现这样的情况，征税过于高效，老百姓苦不堪言。唐代查不清人口，征税难度大，反而对民间形成了一定保护。

 

朝廷还有一个法子来控制财政，那就是土地公有，一个人从出生就会分得土地，然后死后土地收归国有，这样朝廷就是全国最大的地主，就不会出现土地被地主兼并，税收被截流的情况。但实际情况很糟糕，那些获得土地的人在死后，他的儿子不愿意土地交回国家，于是出现隐瞒不报，土地信息不实等诸多问题，到了王朝后期，这个土地公有也就名存实亡，玩不下去了。

 

王莽改革，就是要搞土地公有，颁布了《均田令》，大意就是人人生而平等，让地主把土地分给没有土地的人。大家都说王莽是穿越到西汉末年搞乌托邦的。他的《均田令》太理想主义了，其荒谬程度就相当于国家现在突然宣布，家里有多套房子的人，只许自己留一套，其他的要免费分给没有房子的人，这怎么可能执行呢？最后王莽被乱兵所杀，他的新王朝也灭亡了。

 

朝廷还有一个极其重要的敛财方法，就是垄断货币发行，也就是古今中外政府都会做的事情。说白了就是征收铸币税。古代的皇帝其实没有太多的金融知识，只是知道发了货币自己是第一个拿到钱的人，这样就有巨大的购买力，还能弥补国库空虚。基本上古代王朝很难走出“国库亏空——滥发货币——通货膨胀——民不聊生——国家崩溃”的怪圈。尤其是在王莽执政的那几年，他发了6种货币，对应4类材料，而且不同货币之间还有不同的转换比例，这个货币体系过于复杂和混乱，老百姓不愿意用，即使面临杀头的风险，大家还是不愿意用，宁可用以前的货币铢。而且王莽执政期间，通货膨胀严重，即便他不断换货币也无济于事，换了货币也是接着贬值。

 

除了以上方法之外，朝廷还会干一个杀鸡取卵的事情，就是卖官鬻爵，这个传统从汉文帝时期就开始了，汉武帝发挥到炉火纯青的地步，他设立了11级武功爵，不同爵位售价不同。拿了爵位有什么好处呢？可以免赋免役，还可以免罪。轻罪可减免，重罪可减轻。拥有爵位的人还可以出任吏，后来还可以做官，甚至可以封侯。如此一来，帝国的官僚体系就会彻底崩坏。

 

利益集团

 

在古代最大的利益阶层就是士族（豪门世家），基本上就是地主阶级。好几个王朝都是士族决定皇帝，而不是皇帝决定士族。士族往往也是官僚集团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就像癌细胞一样，不断巩固自己的势力，结成一块，有的时候王朝覆灭的时候，他们都未必覆灭。士族竟有多强大，我们看几个王朝的例子就知道了。

 

一般来说那些打烂重来的新王朝，往往会比较长命，而靠禅让或者由旧王朝续命而来的王朝，基本都比较短命，而且很黑暗。比如，东汉，东晋，南宋。这些个王朝，基本都是短命，而且治理也很混乱，基本无盛世。包括离我们比较近的民国，也是很短命。主要原因就是这些王朝的建立就不是一个全新的开始，而是承袭了旧王朝，相应的也承袭了旧王朝的一些积弊。

 

以东汉为例，汉光武帝能上台，其实是受到了西汉末年的几个世家大族的支持才上位的，他的老婆阴丽华就代表着南阳派士族力量。所以皇帝对这些士族的利益必然是有所妥协的。所以东汉的很多制度也是照办了西汉，不宜做大的革新，制度惰性依然存在。东汉皇帝一旦颁布对士族不利的政策就会立马遭到整个官僚系统的反抗。

 

比如在东汉时期，盐铁专营竟然是被地方豪族垄断的，盐铁专卖的收益不是在朝廷，而是在士族手中。汉章帝想重新实施中央政府专卖，但是在地方势力的对抗中大败而归。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要员其实都是士族们垄断的，如此盘根错节，导致东汉终其一朝都逃脱不了皇权孱弱的宿命。东汉末年，汉灵帝为了镇压叛乱，做了一个改革，就是依赖地方刺史（州牧），将刺史（州牧）的权力扩大，刺史同时掌握官政，财政和军政，于是整个东汉帝国开始土崩瓦解了。

 

以东晋为例，东晋承接自西晋，西晋承接自三国时期曹魏，但实际上东晋所处的江东地区，在三国时期就是东吴的地盘。东吴都已经灭了上百年了，东晋的士族依然枝繁叶茂。东晋本质上是一个客居政府，也就是个流亡政府。江东的豪族早年就是占田太多，剩下的土地根本养不活庞大的官僚阶层和军队。

 

东晋是一个权臣辈出的朝代，皇权几乎一直在旁落，直到最后被宋武帝刘裕篡权，成立宋（南朝）。由此开启了南朝“宋齐梁陈”的禅让大戏，直到最终陈王朝被隋朝灭亡。王朝都更替了六七遍了，士族依然存在。

 

西汉——东汉——曹魏——西晋——东晋——南朝宋齐梁陈，整个大周期，延续大几百年，这个王朝更替轮番上演，其实都不是打烂了重来，基本上一路都是皇帝依靠士族在延续。其中禅让尤其多，下一个朝代基本都是承袭了上一个王朝的积弊，一直带病前行，十分不安稳。

 

民国的情况也非常类似，辛亥革命并不彻底，最后袁世凯窃取了革命果实，还试图恢复帝制，即便是国民革命军后期北伐，也并没有完全消灭军阀，而是由各地军阀一起妥协，组建了政府，蒋介石一直都没有解决国民党内部派系林立的问题。和东汉，东晋的问题比较类似，民国时期也存在几大家族把持经济的问题。这些都对中央财政产生了极大的困扰。

 

当然，士族利益集团不是一成不变的，经常有更替，旧士族衰落，新的士族兴起。即使是全新的王朝，打烂了重来的，也会随着时间的累计，形成新的士族。就跟癌细胞一样，切掉了，也会重新再长出来。究其原因就是帝制诱发的。

 

改革

 

当朝廷面临财政压力的时候，皇帝都会试图去发起改革，来改善中央财政。但是几乎无一例外的以失败而告终。比较典型的两次改革是王安石变法和张居正改革。

 

先说说王安石变法。宋神宗熙宁二年，王安石推行变法，主线只有一个：加强中央集权，利用政府力量指导和参与经济运营，搞活经济，从而获得更大的财政收入。但是变法有个问题，就是政府经营效率低，造成经济衰退，虽然财政收入确实增加了，但是其代价是民间损失较大。以王安石推行的“易市法”为例，其初衷是利用官方的交易平台平抑物价，理论可行，但是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官方在这个过程中低吸高抛，成了庄家，官僚企业和关系户大赚特赚。老百姓并没有捞到任何好处。后来在司马光等保守派的反对中，王安石变法中止了。

 

再说说张居正改革。张居正主要目的是增加政府开支，整理税基，清查人口和土地。明朝初年制定的税目繁多，征收核算成本很高，后来各种土地税，人头税，食盐摊派等，实在是太多了，官僚体系一直想办法解决征税问题。张居正将所有的税种简化，按照一条鞭法则，全部折算成税银，按照土地大小摊派下去，大大提高了征税效率。这个改革让明朝过了最后一次好日子，但是到明朝末年，战争很快耗空了张居正攒下的银子，皇帝通过这个高效的征税体系，不断加税，导致民间经济崩溃。

 

王朝中期的改革无一例外是为了解决财政赤字问题，而不是为了改善老百姓的生活状况。其实最应该做的是削减士族集团的利益，还利于国，还利于民，但是改革者想的是怎样搞清楚民间到底还剩了多少税收没有征上来，征税的效率怎么样再提高一点，士族阶层的利益却不能动。

 

总结

 

中央帝国经过2000多年的演化，其实看似荒谬的行为都有迹可循。用系统论的角度来分析，就会发现在中央集权的架构体系下，皇室是最高统治者，士族阶层是皇室的帮凶打手，合起伙来剥削老百姓。在这个过程中，不可避免的出现士族集团做大做强的问题，皇室和中央财政无力为继，一旦碰上战争这种快速消耗财政的事情，国家将很快走向加速搜刮民脂民膏的恶性循环。其结果就是要么国家分崩离析，要么外地入侵，要么权臣取而代之。

 

皇帝也试图去监督管理士族阶层，让他们少拿一点，不要贪得无厌，其结果往往是皇帝被打的鼻青脸肿。皇帝做事情都要依靠官僚体系，也就是依靠士族阶层去帮他去管理这个国家，他们是直接的权力拥有者和资源拥有者，对面平民百姓，他们拥有极高的议价力。皇帝不可能绕过这个体系直接面对平民百姓，因为国家之大，千头万绪，仅凭皇帝一个人无力应对。明朝的朱元璋试图通过各种特设权力机构去绕过内阁，直接对下面发号施令，其结果是明朝基本上是史上最黑暗的朝代。

 

帝国制度的演化，基本是发现一个问题就想解决一个问题，但是因为自身文化和视角的局限，在用新办法解决老问题的时候又衍生了出了自己预料不到的新问题。甚至有可能是走上了以前王朝的一些老路，甚至比以前的王朝搞得更糟糕。

 

有什么机制能长期保障藏富于民，是我们需要思考和探索的。

 

本文最后附上某清华历史学教授的书里的一段话，与本文有异曲同工之妙。

 

讲得简单点，秦制的特点，就是唯一的主人用一些他受宠的奴才去管理那些不受宠的奴才。我们通常都知道受宠的奴才对于不受宠的奴才往往要比主人凶得多。形容最不平等的一句话是“当牛作马”，如果是你的牛马，你不会无缘无故地把它虐待死，因为是你的财产。一个主人下面有一些附庸，无缘无故地把他的附庸虐待死了对他有什么好处？但是对于受宠的奴才讲就没有这个问题，因为那些不受宠的奴才并不是受宠奴才的财产，受宠的奴才只有一个动机，就是讨好主人，他们和不受宠的奴才之间没有关系。所以大观园里对小丫头最厉害的是管家、大丫头，往往还不是主人。所以秦制一开始就没有道德基础，它唯一有的基础就是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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