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上善若水资产

昨天我们回顾了80年代价格改革的背景及措施，今天我们看一下这次改革中遇到的挫折，带来的问题，以及反思和经验教训。

改革并非易事，曾经的教训值得好好思考和学习。

闯关和挫折

80年代，特别从中共十二大到十三大召开后，我国的改革形势和经济形势是一片大好的。领导国家的改革者下了决心，以前述物价闯关的形式完成改革，小平同志也说“长痛不如短痛”。最终形成把物价和收入一并提高的模式，”5年理顺价格方案，前三年走大步，后两年微调，计划5年物价总计上升70%~90%，工资上升90%~100%”[1]。把物价放开，同时把收入/物价不匹配的问题解决。

但从实践结果看来，这样一种改革的形式，在主观上和客观上出现了一些问题，对经济产生了负面影响，给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进程带来了曲折。

现在看来物价改革释放了企业活力，强化市场对资源配置作用，建立了市场决定资源配置的体系。但在当时看，物价上涨的预期最现实（影响居民支出），收入增加的路径不明确（居民收入不确定），现有储蓄贬值压力大（居民对贬值损失感到恐惧）。

改革对普通家庭利益有重大影响——一个没有储蓄的家庭，假使收入增长能超过物价增长，长期看没啥问题；但对于有储蓄的家庭（1988年居民储蓄在3000-4000亿元量级）未来的收入和物价的同步提升，则意味着储蓄大幅贬值，甚至归零。

实际上，工人、干部和知识分子的工资几十年没有涨过，而80年代以来物价的持续上涨大家有切身的体会（可以比较一下现在的房价）。所以即便中央政策是收入和物价同步调整，工资调整幅度更大，居民们也宁愿去相信已经看到的事实——把银行存款取出来，买成商品。

对于居民储蓄利益的问题，决策者不是没有考虑到，当时提出的方案是“保值储蓄。”保值储蓄就是我们说的利率挂钩通胀的存款，但通缩也不降低利率。当时计划由国家银行根据物价上涨情况，对储户存入银行的三年、五年、八年期储蓄存款在规定的期限内给予一定保值补贴的储蓄方式。保值储蓄补贴率是物价指数高于储蓄利息的部分，保值储蓄补贴率=物价上涨指数一储蓄利息率。当物价指数比储蓄利率低的时候，保值储蓄补贴率是零。

如果在价格改革前，事先推出，会保证储户不因物价上涨幅度大而蒙受存款损失。可以起到平抑物价，容留存款，管理市场预期的作用。

在保值储蓄之外，没有其他对货币贬值冲击的防范措施。

然而，价格改革初步方案当年5月底就形成，在此之前4月5日放开了肉、蛋、菜、糖四种副食品价格（放开后猪肉涨幅60%，鲜菜涨幅30%）；并对直辖市每个职工补贴１０元，其他城市补贴少一些。8月在北戴河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关于价格、工资改革的初步方案》。8月19日《人民日报》发布了北戴河会议公报，中央广播电台发布价格闯关消息。当天，存款挤兑和商品抢购狂潮出现，且不止出现在各大城市，而且席卷中小城市和部分农村地区。

8月当月，全国中心城市的猪肉和其他肉食价格以70%左右的幅度上涨，其他小商品迅速跟进。商品库存告急，据报载，上海市买一口铝锅，若非以旧换新，则需要结婚证和介绍信（眼熟不？）。而且，民众的抢购已经与实际的供求脱节，积压的产品也被抢光。[2] 而高端消费品，如茅台酒，7月一个月价格就从20元一瓶上涨至290元一瓶，已经超过高级干部和大学教授的月工资。

存款方面，当时居民储蓄近4000亿元，7月-9月，银行存款就减少300亿。[3]

8月30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发出紧急通知，宣布物价改革的方案还要进一步修改完善，相当于宣布中止价格闯关。通知还说：为了稳定金融和保护人民群众的利益，由人民银行开办保值储蓄业务，使三年以上的长期存款利息不低于或稍高于物价上涨幅度。中国人民银行从1988年9月10日起开办人民币长期保值储蓄存款业务（见下图）。

但这时，挤兑和抢购风潮已经扩散几个月了，也引起了各国媒体的关注（当时老外就有说改革失败的了）。

9月26日-30日，中共十三届三中全会决定，“把明后两年改革和建设的重点突出地放到治理 经济环境和整顿经济秩序上来，以扭转物价上涨幅度过大的态势”——也就是后来说的“治理整顿”。治理整顿宣告价格改革搁浅，而通胀、挤兑和衍生的社会问题的代价已经付出。

据《薛暮桥回忆录》记载：“1988年12月1日，时任总书记找我、刘国光和吴敬琏去谈话，表示接受我们对他的批评，说最近这一年犯了通货膨胀的失误。我说不是一年，至少已有3年。国光和敬琏也谈了自己的意见……但已造成相当大的损失，使改革走了一段不必要的弯路。”

反思

从推动改革者的立场来看，在价格改革历程中主客观方面都存在问题。主观方面，对经济周期规律认识不足，改革的推进改革的时机选择和预期引导出现错误。客观上问题出在宏观政策和事后调整的措施。这一点经济改革的主要决策者（如时任总书记赵紫阳）事后对此做了反思。

主观上，决策者没有意识到物价会有这样的大幅上升，或者低估了上升的经济、社会影响。

从近年的政策执行看，改革时间窗口选择上，结构性改革也应逆周期推出。世界各国的宏观调控政策，口头和实际行动结合起来预期管理，最喜欢搞“超预期”，原因就是调控都是逆周期调节，出奇不意可以给市场的趋势带来更大阻遏。而我们80年代的价格改革，选择在了经济出现通胀，本身价格上涨压力极大的时候，做一个对价格上涨趋势有利的结构性改革，扩大价格波动。就比如股票牛市的同时允许保险资金和银行理财入市炒股。会加剧这个周期，以至于推进泡沫。更理性的选择是在熊市之中，推进利好的改革，牛市中推进利空的改革，以减少波动风险，或者守住下行底线。这一个改革的时机选择存在问题。

预期引导方面，改革一路高举高打，在措施执行之前就对政策进行了吹风（5月19日小平会见外宾），8月闯关决定做出后在人民日报、央广电台大范围宣传（如下图，8月19日南方日报）。本来价格改革推高物价的预期就和通胀趋势叠加，舆论上的宣传加剧了社会上的通胀预期，做实了各路传言。直接激化了银行挤兑和抢购风潮。经济上的问题变成了困难，而且向社会问题转化。

客观上的问题出在宏观政策协调和处置措施的不当。

宏观政策方面，货币政策应收紧，以对冲价格改革对币值的负面影响。根据决策者回忆，1988年国务院、人民银行没有加息，是造成当年通胀失控的重要原因。1988年的工农业生产和商品供给与前几年相比，并没有发生巨大缺口。推动物价上涨的，是居民的贬值预期和后来价格改革一步步做实这一预期，推动存款从银行取出追逐商品，是为了规避改革冲击的保值行为。按最近谈房价的热门说法，1988年的通胀和存款挤兑伴生，是一个纯正的“货币现象”。

保值储蓄是一个很好的方案，但本应在改革方案公布之前推出。1988年9月推出时物价已经大幅上涨，其实已经错过了防止挤兑的时机，没能起到减少居民存款损失的效果，于事无补了。

处置方面，就说到治理整顿。治理整顿是两方面事情，第一由各级价格部门把放开的价格都管起来，这样已经推进的改革就倒退了。第二缩减银行信贷和基础设施建设的计划，这样物价方面的困难就转变成金融的数量紧缩和经济增速的大幅减缓。整体经济发展的形势变坏了。

经济在1985-1986年出现过热后，87-88年物价上涨，依照周期规律来讲财政信贷紧缩应该在这时推出。而经济过热后经济紧随的是下滑，政策应该做托底经济的准备，然而治理整顿直接全面收紧，一下子把经济打趴下了。实质是经济出现收缩。

1989年11月9日，中共十三届五中全会又作出了《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治理整顿和深化改革的决定》，采取财政和信贷双紧缩的方针，1989-1992年间，经济增速大幅度下行， 同时通胀压力消退。在经济收缩期间价格改革得以顺利推进，政府加速放开多种产品价格。到1993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中占比95%和生产资料销售额中占比的85%的商品价格已经放开，政府定价的问题解决了。

经验教训

改革进程本身的问题是步子太大了，以至于发生“跳跃”。在发展与改革结合方面，从1985年到1988年，经济工作决策层倾向于同时追求改革和经济高速发展的目标。发展上速度不能降，改革上进度不能慢。84年-88年的宏观政策没有真正紧缩过，即便降温一点称为“软着陆”，其实并未“着陆”。稍有下行势头信贷就继续宽松。这样本来快速发展的经济中，物价改革又给通胀添把火，贯穿80年代通胀就没降下来过。

改革的措施和方案上看，在88年的物价闯关阶段，“闯关”一词十分形象，就是没有坚持渐进的原则。企业改革和物价改革出现脱节，这样收入改革实质上是做不到的，物价改革就已经率先启动。直接把收入和物价的不均衡推向极端。

改革者在执行上也有失误。主观方面，经济管理的策略和经验不够，对市场的预期管理不懂，与市场博弈经验不足。宣传太早、太广，起到相反的预期效果，使得投机者参与到改革的过程中，扩大了损失。

客观方面，事前不同意见未被采纳，防范机制没有发挥作用；事中政策组合缺乏协调，放大了波动；事后对本来可能走下坡的经济采取严厉紧缩措施，使经济遭遇更大困难。

改革的决策者事后对这一段经济工作总结，承认是自己决策犯了错误[4]。根源是对经济周期缺乏认识。体制机制是质的问题，经济周期是量的问题，时机选择不好会造成两个问题叠加，在不利的周期爆发结构性问题。

价格改革的曲折路径，给我们带来的启示是，中国结构性改革的空间大，但改革要与经济的趋势和周期适应，起到兜底和维稳的作用，而不要去扩大波动。最后，改革带来的是长期的利好，但不能忽视对短期利益，和局部群体的冲击，要做好预期管理，并提供补偿机制。（就像给娃娃打针，不要太早亮出针头；打了针哭了，奖励一颗糖来安抚，不如先亮出糖，不哭就奖励糖。）

改革有风险，亮剑需三思。

收入与物价的大背离：80年代价格改革回顾

附注：

[1] 1988年8月19日人民日报和其他主流报纸，对《关于价格、工资改革的初步方案》的报道。

[2] 《吴敬琏转》，第十五章，“以电扇为例，当时全国有200多家电扇厂，年产量达3 400万台，成为世界最大的生产国，从两年前开始，国内产销就出现供大于求的状况，电扇积压非常严重，但是在抢购风中，国内仓库里的所有电扇均被一抢而空。”

[3] 《价格改革：经济改革中的一步险棋》，杨继绳。

[4]《改革历程》，2009年5月第二版，p145，p245。

参考资料：

1.《改革历程》

2.《1988物价闯关高层决策》，作者吴伟，载于《炎黄春秋》2015年第12期。

3.《吴敬琏传》，吴晓波著，2010年1月。

4.《一九八八年物价闯关前后》，节选自《陈云传》，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撰。

5.《价格改革：经济改革中的一步险棋》，杨继绳，2008年5月，财经网。